广东正澳：努力创建涉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体系

2016年6月25-30日，由澳门籍内地律师王爱民一手操办的“一带一路”及葡语系国家涉外法律服务论坛和澳门国际知识产权研讨会，已分别于珠海和澳门隆重举行，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据了解，这两场盛大的高规格国际会议活动，总共邀请了200多名来自中国内地、澳门和全球葡语系国家的重量级专家、学者及政商界权威人士进行深入研讨，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内地与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和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促进全球性合作、打造“中国内地与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等，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王爱民女士，是中国著名涉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专家、广东正澳律师事务所主任及合伙人、澳门凯旋集团总裁、澳门商标协会会长、澳门首位内地执业律师、“澳门CEPA第一人”。活动期间，她雷厉风行的能力和英姿飒爽的气质，以及用流利的英语、葡语与外宾交流的情景，令很多中外嘉宾赞赏。

近日，记者专程采访了她——

国际论坛，大腕云集

1.记者：王总，您好，最近在各大权威媒体以及网络，我都看到了您一手操办的“一带一路”及葡语系国家涉外法律服务论坛和澳门国际知识产权研讨会相关报道，可见影响力确实非同一般，能说说其中的原因吗?

答：叫我王律师或者英文名Amy就行了，我不太习惯“总裁”“CEO”“会长”之类的称呼，因为我本职是律师，我喜欢别人叫我王律师。

这两场国际论坛之所以能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我觉得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实现了多个“首创”，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比如“一带一路”及葡语系国家涉外法律服务论坛，是中国内地有史以来首次举办的“中国-葡语系国家涉外法律服务研讨会”，而澳门国际知识产权研讨会，也是澳门有史以来首次高规格的国际知识产权研讨会，还有一点就是，首次有澳门律师根据CEPA的规定受聘于内地律师所，是相关法律实施12年以来首次得以适用，填补了空白;另一方面是两场大会都邀请到了中国内地、澳门以及世界最顶尖的专家学者，如果明年还办这样的活动，我不知道该怎样“突破”了。

2.记者：我最喜欢听大佬的故事。能具体说说是哪些大佬吗?

答：那真是可用“大腕云集”“星光熠熠”来形容哈。

比如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国办事处副主任吕国良先生，WIPO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负责世界的国际知识产权的注册，也管理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

还有号称“中国知识产权亚父”的吴汉东教授。在内地，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之父”的是著名法学教授郑成思先生，但2006年郑成思先生逝世后，吴汉东教授便成为了内地知识产权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吴汉东教授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现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组成员，他曾在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全体领导讲课，两度被评为“全球知识产权最具影响力50人”之一。

还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冯晓青教授、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先生、澳门大学法学院执行副院长唐晓晴先生等学术大家，也有来自澳门、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巴西、葡萄牙等地的专家学者及实务界人士共同参与研讨，在此就不详细介绍了。

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刘淑强、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辉、珠海横琴新区管委会副书记叶真、广东省律师协会秘书长叶港等领导嘉宾也出席了会议。

总而言之，能够邀请到这么多海内外的业界大腕及领导，我感到特别荣幸。

CEPA“风口”到底是什么?

3.记者：恕我直言，如果非专业人士，还真搞不懂这两场国际论坛到底是研讨什么的、有什么意义，您能通俗易懂、简单形象地讲解一下吗?

答：“一带一路”及葡语系国家涉外法律服务论坛，主要围绕两个主题：一是中国内地与澳门及葡语系国家之间的法律服务研讨;二是内地律师事务所(即我们广东正澳律师事务所)，聘请两位澳门律师(杜新源律师和景文龙律师)的签约仪式——这在中国内地也属于首次，填补了CEPA的空白，两位澳门律师签约后，就可以我们正澳所的名义，为内地客户提供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

之所以聘请澳门律师到内地来执业，是因为我想以澳门为平台，打造一个中国内地与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的桥梁。由于历史原因，澳门与葡语系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交往和非常优厚的资源，完全可以为内地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葡语系国家投资环境咨询等一系列服务。但是，很多内地企业并不知晓这一点，往往舍近求远，增加了很多成本。比如广东企业碧桂园在葡萄牙投资时，就是通过中国驻葡萄牙领事馆介绍里斯本当地的律师，据说费了不少周折。

碧桂园作为澳门自家门口的广东企业，出去投资时都没有想到利用起澳门这个平台，更何况北京、上海、江浙等地的企业呢?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两场论坛来扩大影响，来搭建这么一个“内地需求”与“澳门及葡语系国家供给”的平台，或者说“桥梁”，让所有去葡语系国家投资的内地企业，在出国之前就能做好法律准备。

4.记者：您这样一说，我就完全明白了，也感觉做这种生意还是挺有意思的。不过您刚才提到的CEPA，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答：我也觉得做这行很有意思，所以我一直很努力。至于CEPA，我就更加深有感触了，可以说，CEPA就是我的“恩人”，没有CEPA就没有我的今天。

CEPA(Closer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个词汇，一般人都不会接触到。

2004年1月，CEPA正式实施以来，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不断加强，澳门经济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我记得，CEPA刚实施时，大量澳门商人和企业涌入内地，但由于两地的相关体制还不完善，出现了很多经济纠纷。

而那时，我刚好是第一个也是后来几年内唯一一个可以在内地执业的澳门籍律师，加上我在内地与澳门都生活工作了多年，通晓两地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环境和法律体系，所以那些涉及两地的经济纠纷业务，基本上都是我处理的。

而那时的内地企业，要想借助澳门平台走出去，最适合为他们“保驾护航”的，也只有我这个精通两地法律的“澳门籍内地执业律师”，我为他们注册澳门公司、进行投资策划并提供常年顾问服务等。

这两个新兴的领域，让我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

家庭主妇也能当女总裁

5.记者：据我了解，您不是“正宗”的澳门人。您以前好像还在珠海打过工，文化也不高。那您到底是怎样成为律师的?您怎么会这么厉害呢?

答：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主要是靠自己的拼劲和机遇吧。我是山东人，高中没读完就来了珠海打工。24岁那年，经同事介绍，我嫁给了一个在珠海打工的澳门人。不久，我生下了两个女儿。随后6年，我每天就是洗衣做饭、带孩子。

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当上了澳门媳妇，一定是入了“豪门”。但其实我先生一家在澳门也只是个普通家庭，而且由于澳门地小人多，就业竞争激烈，他也学历不高，所以一直都是替人打工。而那时的我，作为一个同样文化不高的外来媳妇，要想在澳门找到一块谋生之地就更难了，我很快感到了忧患。

于是，生性要强的我，一边带孩子一边自学，于1996年底拿到自学考试大专毕业证书。第二年我又参加全国统一律师资格考试，在三百多名考生中以第九名的成绩考取了律师资格，随后又参加本科段的考试。

2000年中我先生在珠海失业，回到了澳门。我更加感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

2000年底，我顺利拿到了法律系的自考本科毕业证，以及由中山大学颁发的法学学士学位。但我没想到，就业之路竟是那样艰难——由于我已经移居澳门，依据法律，便不能到内地从事律师职业了;而在澳门，又因我学的是内地法律，而且不懂葡萄牙语，对澳门的法律知识始终像隔靴搔痒，同样被人拒之门外。

那时我真是欲哭无泪。从2002年初开始，我只好一边在澳门的法律行业“打零工”，一边到澳门大学读法律导论班，去东方葡萄牙学会苦练葡萄牙语。

苦苦撑了两年后，2003年底，我总算学完了澳门法律也略懂葡萄牙文，但我还是不能在澳门当律师。因为我没有澳门律师证，而澳门律师公会也拒绝接受我的报考，理由是我的法学士是自考学历，对方不承认。我只得又报读了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希望拿到更权威的文凭。同时，我只能在澳门的律师事务所里跳来跳去，做文员、律师助理甚至打杂，地位卑微，收入低得可怜……

6.记者：您这些经历，让我越发觉得您令人敬佩。后来您又是如何逆袭的呢?

答：其实也没什么，都过去了。谁年轻的时候没一点沧桑的故事呢?

我刚才说了，我能有今天，除了自身的奋斗，就是时代的机遇。2004年初，正在我无比迷茫之际，CEPA正式实施，其中，律师就是CEPA最早放开的行业之一，规定“取得内地律师资格的澳门居民可以到内地实习并执业”。

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所以，2004年春节后，我就进入了珠海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2005年12月，广东省司法厅给我颁发了律师执业证，我成为首位在内地执业的澳门居民，也被誉为中国律师行业里的“CEPA第一人”。

过去，我在澳门和珠海两头碰壁，CEPA实施后，由于我通晓内地与澳门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环境和法律体系，顿时变成了“稀缺人才”。

我最开始的业务主要集中于两地法律业务的协调方面，比如澳门企业在内地产生的纠纷、内地人到澳门旅游娱乐遇到的难处等。后来，有很多内地公司和企业家通过我到澳门寻找商机。所以，我在珠海的工作很快就变成了“事业”。

2006年，我不仅在律师事务所当律师，还自己成立了澳门凯旋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不久，我又成立了澳门凯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及香港凯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因为随着我接触的圈子越来越高端，很多企业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时我依然坚持学习，考上了澳门大学法学院，用四年时间系统学习了澳门法律，拿到了澳门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并在期间修读了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课程，获得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还曾被澳门科技大学录取，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但后来我决定去新加坡读博士，所以放弃了澳门科技大学的offer。

7.记者：您真是“犀利”啊!后来您又是怎么走向国际化的呢?

答：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挑战。

以前在澳门律师行业里，我是第一个到内地去“吃螃蟹的”。

后来在澳门开知识产权和投资策划公司，却大量接内地业务，在该行当里我也是领先的。正因此，很多内地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有澳门知识产权业务时，由于不通晓当地制度，都纷纷与我合作，比如四川超凡、北京东灵通、北京中理通、中细软等大批知名知识产权代理公司，都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

那时，我还是内地许多知名律师事务所的澳门合作伙伴，比如大成律师事务所、中咨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等。只要那些律师事务所遇到了涉及澳门法律服务方面的业务，就可以都通过我来处理。

而这时我又发现，随着CEPA的实施，很多内地有钱人都想通过澳门走向海外，因为澳门一直都是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重要纽带，是内地联系欧洲和海外市场(尤其是葡语系国家)的桥头堡，可他们对澳门及海外各国市场的投资环境、相关制度等，都一无所知。

这显然又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所以，我很快组建了一支来自海内外的中、葡精英团队，不仅为想“走出去”的内地企业及个人，提供涉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法律、知识产权、投资移民等方面的服务，也为“走进来”的境外企业提供内地投资、置业、商贸活动等策划顾问服务。这使我的公司一下子就“升级”了。

随着业务增多，加上我是律师出道，很想拥有自己的律师所。因此，2013年，我又在珠海创建了广东正澳律师事务所。这样，很多境外及澳门企业或个人到内地投资、置业时，我就可以提供全方位的中国法律支持，而那些内地企业或个人到澳门及境外投资、置业时，我也可以提供最专业的法律咨询。

更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以内地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名义，与内地的客户签署委托代理合同，为其代理澳门及海外的法律事务，而不用像以前那样还需借助别的律师所。如此以来，我的客户们也更便利、更放心、更满意。

只有创新，未来才会更好

8.记者：我很好奇，您是怎样邀请到那么多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的?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呢?听说您这两三年还一个人游历了欧美20多个国家?

答：靠地缘和人缘。澳门作为一个特区，对一些学者还是有吸引力，他们也愿意近距离地接触一下澳门。比如吴汉东教授，在澳门演讲时开篇便提到：“在澳门的国际知识产权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我这还是第一次……”

有些内地的专家、学者等，是我在自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课程时结识的，他们都很欣赏我的那股学习劲，也给了我不少帮助，当我怀着感恩之情邀请时，他们都十分支持。

而国外那些专家、学者等，则是我游学时结识的。2013年，当我决定要做国际市场时，我就有了出国游学的打算。于是，从2014年开始，我一个人先后游历了英国、马耳他、爱尔兰、瑞典、意大利、冰岛、葡萄牙等20多个国家，今年初又去美国呆了四个月，还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做过“实习生”。

我外出游学主要是为了学习英语、葡萄牙语及各国的法律制度，同时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并建立一批海外合作伙伴。我每到一个国家，就先报名参加一个游学式的语言培训班，然后跟着他们到处边学习边旅游，这样还能认识很多外国朋友。

2015年7月，我回到澳门和珠海后，在两地的公司里接到了很多内地人想移民葡萄牙的咨询，但是很多内地人不知道，当前深受欢迎的“葡萄牙黄金移民计划”，不但常有中介提高楼宇售价欺骗客户的事件，而且有个非常难以克服的障碍——入籍拿护照要考葡文，而移民爱尔兰、马耳他只考英文就可以了。

这些使我更加坚定了另一个梦想：尽快把自己的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开到葡萄牙、巴西等葡语系国家去，因为葡语系国家的法律与澳门法律很相似，我的服务延伸到葡语系国家，一定会水到渠成。由于历史渊源及语言优势，澳门与分布全球四大洲、人口超过2.6亿的诸多葡语系国家，都有着紧密联系和交往。可在中国内地，能够专门提供葡语系法律服务的律师只有我。

因此，我很有信心。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朋友遍天下。

9.记者：刚才提到过，您的律师所的定位是专业提供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为什么要这样定位?您认为这个定位有什么优势?

答：考虑到如今传统律师业务比较难做，连高大上的上市业务都做成了“白菜价’，所以我认为律师必须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专业化发展也是小律师所想生存的必由之路，故我选择了专业提供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

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内地的律师事务所基本上都能提供英语系国家法律服务，但是能提供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的还没有(在我们正澳所成立之前)，即便是大成、中银、盈科等大律师所，也没有专业提供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

所以，我目前的目标是：让内地律师知道我专业提供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当他们的客户在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有纠纷时，或想到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投资时，他们就可以与我联手为其客户服务。比如当他们的客户去葡语系国家投资时，我可与他们组成律师团，为客户出投资计划书，在前期阶段就介入客户的投资项目，这对于客户来说，是非常有保障意义的，对于我们律师也是双赢的。

优势方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我的律师所设在珠海，便于与内地的委托人沟通、签署委托代理合同;其次，我的律师团队组成多样化，我自己在内地出生、长大，我们所也有很多内地律师，都熟悉内地市场的运作及客户的需求，我的澳门律师都以葡萄牙语为母语，且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为客户提供服务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再次，澳门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极力打造“中国-葡语系国家经贸交往的平台”，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源，所以我站在这个平台上，就能把这些资源加以利用，为“内地需求”与“澳门供给”之间提供对接。

10.记者：记得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做人必须要有四样东西，即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里的骨气、刻进生命里的坚强。”通过我们今天的面对面交流，我觉得您就有这四样东西，您能从一个打工妹、家庭主妇，走到今天的高度，决不是一般的女人能做到的。对于未来，您还有什么梦想或者说打算吗?

答：过奖了。

有人说我是个女强人，其实我也有女人的一面啊，比如我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一直挺用心的，她们现在一个在英国留学，一个在国内读大学，都很有才华，也懂事，这才是我最大的成就。我先生主要帮我管理澳门的公司。

对于未来，我还是坚持两个方向：一是为内地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涉及澳门和葡语系国家的法律顾问、投资咨询、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服务;二是为澳门和葡语系国家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到内地投资、置业方面的法律服务。

尤其在涉外法律服务方面，我这几年做得比较多。比如，我处理过很多有关葡萄牙投资移民过程中出现的法律纠纷案件，其中有不少就是内地客户因葡萄牙“黄金居留”政策而身陷楼市骗局等。曾有个北京的客户，听说到葡萄牙买了不动产就能得个“欧盟身份证”后，立马跑到葡萄牙去投资，但由于语言不通，他只能通过中介代理在葡萄牙买房及办理相关的移民手续，结果被不良中介欺骗，花了近两倍的价格在葡萄牙买了贵房，他欲诉无门，即便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拉横幅抗议也没用，幸好他后来找到了我，才帮他挽回了损失。

如今，我的广东正澳律师事务所，已与葡萄牙的律师事务所签署合作协议，联袂为在葡萄牙投资的中国客户提供跨两地的法律服务，极力为在葡萄牙投资移民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客户维权，并为客户提供真实可靠的房产信息、投资移民法律规定、葡萄牙税务法律等信息，帮助所有客户防患于未然。加上上个月我所聘请的澳门律师(景文龙律师)同时有葡萄牙律师执业证，所以又可以多一条渠道为客户提供葡萄牙法律服务。

我与巴西的合作律师事务所，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当中。将来，我会把这块业务做得更高端、更专业、更创新，在全球化的法律服务领域，真正地为咱中国人，搭建一座横跨内地与澳门及葡语系国家的“世界级大桥”……

记者/唐新勇